连日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新一轮考古发掘新发现引发社会极大的关注。
3月23日上午，据央视新闻消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对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其中K4坑年代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也就是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这就印证了三星堆新发现的4号坑碳14检测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
对此测年数据，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华。他认为，这一次的测年标本数量较多，标本采集恰当，测量手段先进，因此年代测定数据肯定是可靠的。他曾多次表达过对器物坑测年的关注，“年代问题关系到器物坑的性质以及其历史背景。”
这一次的测年数据，结合过往考古情况，孙华也提出了一些假设，例如：三星堆大量具有浓烈宗教色彩的器物被毁坏和掩埋，是否与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变迁、三星堆都城的迁徙、乃至于与周人的崛起以及以后的商周变革有关?毕竟，现在4号坑的测年年代是公元前1100多年，距商周变革时期(公元前1046年)已经不是太远了。
采样和测年技术更新
“这次数据比较可靠”
当得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4号坑测年数据时，孙华向红星新闻记者发来四个字：“符合预期。”他介绍，其实此前根据各方面的线索，他们已经比较准确地推断出了大概年代，“当时判断是公元前1300年-1200年之间。”
“大概相当于商王武丁、殷墟妇好墓的时期，也就是商代晚期比较早的一个阶段。”孙华介绍，相对来说， 1、2号坑的测年数据偏早，这与当时采样的方法和测年的技术有关系，“比如采集的木心，遇到上百年甚至千年的大树，数据自然就早得多。”
对比来看，这一次使用的不再是常规C14测年，而是用加速器质谱仪，“用很小的量就能够做。”另一方面，用当时的粮食稻谷、草、竹子这样一些生命周期短的样品，“测的结果也会比较准。”
孙华介绍，测年过程当中不论是标本本身还是实验室操作，都会积累一些误差，“所以一两个样本是不足信的，这一次使用了大量的样本测年，统计数据比较可靠。”
为何器物坑测年如此重要?
可根据相关历史事实做推断
孙华曾多次表达对于三星堆遗址器物坑年代的关注，在3月20日的工作进展会上，孙华在发言中也再次提及。
为什么如此关注年代?孙华告诉记者，年代关系到器物坑发生的历史背景，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事，还关涉其和遗址的关系。
“三星堆遗址的器物坑只是遗址的一部分，而三星堆又是古蜀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明确的年代牵涉到它和金沙的关系，甚至和更远的比如商周文明的关系。”
孙华表示，必须要知道准确年代，这样才能够对相关的历史事实做出比较准确的推断。另一方面，器物坑的性质也有赖于其年代。“这几个坑的年代是同时还是不同时间的，如果是后者，又有多大的跨度?”他解释，如果有的坑年代较早，有的坑年代较晚，由于埋藏是一个持续的行为，这就与经常性的祭祀活动可能相关;而所有的坑都同时出现，“就与突发的重大事件相关，至于这个事件是什么，就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推测假设：
三星堆发生的事，是否和商周变革有关?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生的突然将大量神庙内的器用毁坏并掩埋起来的重大事件，其背景是否与以后的商周变革有关?
孙华说，目前三星堆遗址的器物坑中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当于商王武丁时期以前，“只有极少的器物——比如一号坑出土过一个青铜瓿，属于商王武丁时期。”而商王武丁以后的器物，目前还没有看到。
历史上，商王武丁以后，周人逐渐崛起。“那个时候三星堆的人在商和刚刚兴起的周之间，是否做了一些选择?”孙华介绍，史籍记载，古蜀国是参加了灭商战役的，周武王灭商时“牧誓八国”里面，第二个国家就是蜀，“有可能三星堆以后的成都十二桥文化的方国与周的关系更紧密，或者三星堆人中有一部分倾向于周，借助周的力量消灭了另外一方的势力。”
不过，目前三星堆祭祀区8个坑还尚未发掘完毕，“里面最晚的东西是怎样的，我们也还不清楚。”孙华补充道。
但他也表示，必须考虑到各种可能性，现在4号坑的测年年代是公元前1100多年，距离商周变革时期(公元前1046年)已经不是太远了。
作者 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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